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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创变——王明明及其艺术
2016-05-09 10:45:21作者:乐祥海浏览:1727次

    无疑,王明明是当代中国画坛不可忽视的个案。

    论专业,他博综邃于艺,人物、花鸟、山水、书法皆有所涉,亦都咸自成风;论工作,北京画院在其领导之下,已成为全国最具特色、最见品质、最有厚度、最为纯粹的国办画院。在当代,在上述两个方面皆有建树者实为凤毛麟角。

    “五四”以来,中国画经历了多次“革命”,再加之教育策略上的失误,传统文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导致中国画在创作及欣赏层面的双重缺失,几乎形成了中国画乃至传统文化断层的危局。在此情境之下,王明明却依然对传统有着坚定的信心。他对中国画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看法,认为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无论受到什么样思潮的冲击,中国画的发展必须是在传统脉络之下的沿续与传承,传统是通往中国画至高之境的必由之路,别无他途,任何想走捷径者都是徒劳的,必会以失败而告终。他进一步说:“有传统才有根基,在此基础上的传承才有普遍意义,这样的传承才知道该向哪个方向去突破,才能明辨这种突破是否有意义,当一个画家把握住了中国画传统精髓的时候,他就不会走弯路”。这体现出王明明过人的艺术智慧及文化自信心,他是站在一个相对的高度来看待中国画发展问题的。

    正如王明明所言,对于中国画来说,传统确是绕不开的。那么,传统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传统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它体现在中国画上就是一种含蓄与内美,其强调画家的品格、修养、思想境界及人生追求,强调抒情表性,强调象外之境。当然,传统也包括历代画家不断充实和发展着的中国画表现形式和各种技法。回望几千年的中国画传统,它就像一座大山,画家们以自己的才智为其“增砖添瓦”,使之愈来愈高大,愈来愈雄伟,最终傲首于世界艺术之林。这“一砖一瓦”指的就是众多有成就画家的独特的个性“语言”,包括一种精神、一种意境、一种图式、一种笔法、一种墨法……具体说,也就是范宽的壮美、董源的苍润、黄荃的富贵、徐熙的野逸、马远的“一角”、夏圭的“半边”、梁楷的泼墨、黄公望的遁世、倪云林的荒寒、陈道复的疏爽、徐青藤的癫狂、董其昌的雅逸、弘仁的高寂、八大的纠结、石涛的超迈、陈洪绶的古怪清奇、任伯年的融会贯通、齐白石的朴实天趣、黄宾虹的浑厚华滋……能给这座大山添些东西,哪怕仅仅是一点点,便足可为画史功臣。当然,上面所提到的意境、图式、笔法、墨法等等不是表层的,而是揉进了画家的思想与个性,任何脱离画家思想、脱离传统文脉的“形式”都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纵叙历代诸家,不但可以寻绎画史之渊源,还能看到时代的发展与变迁,从中可以看到繁荣发展,可以看到动荡不安,可以看到顽强抗争,可以看到矫作粉饰。没有哪一个画种能像中国画这样,作品与画家有如此紧密的生命联系,我们欣赏传统宝库里的一幅幅作品,也是在读一个个画家的思想史、人生境遇及其所处社会的状况。

    对于如何学习传统,王明明指出:“我们每位画家要用虔诚的心去体悟传统,借鉴古今中外的艺术经典元素,但这又不能吃老本似的去抄袭前人的一笔一划,否则只会越走越窄。学习传统的目的是找出关于中国画发展的规律,找出创造经典者的艺术、思想及人生的轨迹,启发自我,进而走出一条既不偏离传统又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李可染先生的‘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说的就是学习前人的经验,走出自己的路子。中国画是画家心性的载体,时代不同,学养不同,经历不同,兴趣不同,当然就产生不同的经验,你若对前人的经验去简单地描摹,自然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借鉴传统最终还要落实到时代精神及自我境界上,画家不能泥古不化,应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在王明明看来,传统与创新并不是对立的,任何传统都是创新的结果,创新其实是“有意识地自然生发”,不可为创新而创新。画家在传统的脉络之下,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之下,画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我们是“现代人”),便是创新。新的东西经历时间的冲淘后若留了下来,便是传统了,如此往复。

    因为有对中国画的认识高度,因此王明明对自己画什么、怎么画是很有“底”的。他曾受到李苦禅、吴作人、蒋兆和、刘凌沧、卢沉、周思聪、姚有多诸先生的点拨,非常明白为人为艺的道理,加上又有良好的家学背景,养成了谦逊、平和、含蓄、执着的个性,这其实也是中国传统文人最可贵的品格。在艺术创作上,王明明始终保持着一种朴素情怀,他各个时期都取得过突出成绩,在同辈中一直处于领跑地位,对中国画传统的无限敬畏使他能理性地看待自己的这些成绩,从来不事张扬,扎扎实实地朝着自己心中的理想之地前行。

    我们看王明明的画,第一印象非常纯正,但又找不出他的一笔一墨的“传统”来路,这足以说明他把传统消化吸收了,蜕变成属于自己的语言方式。在人物画方面,王明明画现代人也画古人,他不是简单的对人物外在形象进行塑造与刻画,而是把人物融到自然当中,融到一个饱含时代印迹的氛围当中,或激昂、或沉静、或诗意……,从而更充分地表达人物的精神与个性。他的人物画其实是他自己的人生想往与追求,也是其心境的笔墨表述。画今人,他表现现实生活,礼赞生命,尽写在不同时代及文化背景之下的不同生命状态。面对繁杂、忙乱、功利的社会现实,他画古人,怀古寄情,神游尘外,远离世俗,营造一片属于自己的世外桃源;在花鸟、山水画创作上,他强调回归自然、返朴归真,指出花鸟、山水画不仅可以表现格高调雅,也可以表现造化的真实,表现生命的本体,这无疑是开拓性的。他的花鸟画保留了传统花鸟画当中的灵隽和幽馨,同时大力营造生命的气场,有意识地缩短作品与观者的距离感,而背景中出现的那些具有表现意味的笔线甚至抽象的概念组合、斑斓色块,是他在中国画表现上的大胆尝试,也是他直抒心绪的结果,从中我们看到了他作为当代都市人激昂、新潮、现代的一面,但他很注意度的把握,使其没有偏离传统中国画的主脉;他的山水画超越了传统的构图原则和笔墨程式,大胆吸收西画的光影、造型、透视的理念,视野开阔,场景宏大,构图饱满,刻画深入,作品中传递出行云流水般的韵律感,进入到“天人合一,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体现了其对传统绘画的现实思考。从他的山水画中,我们可发现王明明还是一位自然主义者,这些作品都表现出了山川大地的性灵及胸襟;绘事之余,王明明一直没有停息对书法的研习,他深知书法于中国画创作的重要性,他认为线是画之骨,如果书法不过关,线条必然立不起来,画则瘫软无神。于是他临碑读帖,醉池数十载。今看其书,早不是为画而书了,已达到以书表情、独立成艺的层面,其用笔劲厉、欹正互出,书风古意盈然、闲和平静,一股扑面而来的文气与静气,这不正是其心境的外化吗?

    当被问及如何去处理不同艺术创作间的关系时,王明明回答:“其实对一个画家来说,不要刻意为自己设定画种的限制。我们能把齐白石简单地界定为花鸟画家吗?当然不能,他的人物画、山水画及书法同样达到了一个高度,像任伯年、黄宾虹、徐悲鸿、傅抱石、黄胄等,也同样如此,他们在所涉猎的各种领域里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把自己限制在一个画种或者一种题材上,对画家的成长是不利的,尤其是国画家更是如此。从中国传统绘画来说,山水画和花鸟画的成就是最高的,如果一个画家在山水和花鸟方面没有下过功夫,恐怕很难进入中国画的传统源流,也很难深刻理解中国画的人文精神。我一直主张,画人物的画家也要研究花鸟和山水画,包括书法,都应该作为基本的功课。而通过对各类题材尝试与体验,可以在创作中相互借鉴,特别是在表现方法上更能取长补短。同时,这样也能更灵活、充分地表现画家的创作情绪,对于一种创作灵感,适合用人物表达的,就画人物;适合用花鸟、山水表现的,就画花鸟、山水;要修身养性了,就写上几幅书法。”这样的创作体验从另一个角度说明王明明具有极高的艺术素养及综合的笔墨驾驭能力和艺术表现能力。王明明在创作方面实际上已进入到了一种“自由”之境,各类题材的界线在他的笔下变得逐渐模糊,他将人物与山水、山水与花鸟自然地融合在一起,有意识地拓展中国画的表现空间,从他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画在当代的发展与演变。

    “我在林中漫步,静听松风在耳边掠过;我在瀑布溪水边小憩,感受到震撼心灵的狂吼与潺潺流水的细雨之声;我在湖边冥思静坐,于一片寂静中体悟大自然的气息。大自然的美进入我的心田,使我沉静、遐思,从而捕捉到心灵自由的真趣和怀古幽情的沉思。”从王明明的这段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心境,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不仅给予他创作上的灵感与激情,而且还使他体悟到了人生与艺术的真谛,他把这种心境通过笔墨准确地还原到了宣纸上。综观王明明的艺术,可以这样说,他的艺术是新时代背景下的传统再现,无论是他的人物、花鸟、山水画抑或书法,其精神内涵和语言特点都是非常统一的——清旷精和。他的作品首先给我们是一种“清旷”之感,这反映的不仅是王明明超尘出俗的人生境界及其各类题材皆有涉猎,更代表他的广博修养、视野高度及畅达峻拔的个性;“精和”是深读其作的感受,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他的作品都是十分精致的,绝无应时应事之作,映射出其具有追求完美的、严谨的性格特征。其二,他的作品还有一种中正平和之气,能明显地感觉到他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与人生理想。一言以蔽之,他的艺术传递出的是他的本真心迹。在他这里,中国画“回归”到了传统,成了修身养性、抒情表意、体现人生价值的手段。他是在享受艺术、感悟人生。现在正值王明明的创作盛年,他正一步步走向完善与圆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王明明的艺术之路上曾有三次大的挑战,但凭着他过人的智慧,都能将其一一化解。

    第一个挑战是在少年时期。大家都知道,王明明从小便得到诸多名家、大师指点,加之勤奋刻苦,儿时就是誉满京城乃至全国的绘画神童,很小的时候便在世界三十余个国家举办过画展,并多次获得世界儿童画大奖。那时他画自己所思所想,自然天成,率真而纯粹,亲切而仁爱,一片烂漫而感人的童真世界,可谓是当时美术界的一个传奇。然而,这成绩的背后却隐藏着挑战,因为儿童画毕竟还不能算上中国画,完成儿童画到中国画的转型需要把自己已经习惯的很多东西全部抛掉,重新接受国画的正规训练,王明明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将以前的基础平稳地转移到了中国画上面;第二个挑战是他在中国画创作上的转型。如果说少年时期“转型”的挑战还得益于刘凌沧、卢沉、周思聪、姚有多等先生的正确引导,那么,在其成名时期对绘画题材及表达方式的转型,却是他自觉地“知难而上”、凭借个人力量解决的。刚到北京画院时,王明明因受到老师周思聪的影响,画风基本上跟她的区别不是太大,其实从某个角度看这是很“占便宜”的,随着老师影响力的提高,自己可以跟在后面“坐享其果”,成名成家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很多画家因能力有限,想画出老师的感觉却很难达到)。然而,王明明却认为这样下去不行,老师的东西再好,毕竟是老师的,自己必须脱开,必须画出“自我”。于是,在创作过程中他有意识地强化“我”的存在,大胆释放自己的情绪,画自己的真实感受,使自己的现代人物画独具特色。同时,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与研究,他发现人的思想境界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古人的心境与状态仍会对当代人有很大的启迪作用,我们可以与先贤们产生精神上的共鸣,甚至可以与其神交、对话,于是王明明开始有意识地在创作题材上进行延伸——画古代题材。为此他又做了长时间的“功课”,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同时,努力使自己的绘画语言有所转变与拓展,但这拓展又不是“重起炉火另开张”,而是在原来的大脉络上的调整。为综合吸收不同画种的表现方法、释放不同的创作情绪,他也开始画花鸟、山水画,而对于题材的延伸,他绝不是抱着“玩玩”的态度,各类题材都有很多经典力作不断推出,在画坛上产生巨大影响,成为其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中国画创作之路;第三个挑战来自于社会的大环境。当下,文化界浮躁之风泛滥,短线操作、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很多人在使尽浑身解数争夺“话语权”。作为画界的排头兵、画院的领导,似乎要是不对艺术界、市场、上上下下做出一些“动作”,便是“不作为”了。而王明明此时却十分清醒,他处变不惊,不随时流所动,坚信凡违背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任何举动,皆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在创作上,他愈发沉静,愈发自信,坚守属于自己的阵地;在画院的建设上,他坚决不做“口号”式的宣言,扎扎实实做工作,进一步明确对传统经典的收藏、保护、挖掘、研究、梳理、展示、传播及继续保持其作为北京的中国画创作主力军的既定工作方向,注重高度与厚度,做专、做精、做深,不盲目扩张,强调品牌意识。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具有战略高度的文化建设。虽然这样做可能不会立即显示出某种“政绩”,但对中国画的坚守、传承与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也是泽被后人之举,这体现了王明明的格局与担当。如此,反而让北京画院独秀一枝,成为国内公众眼里最好的国办画院。

    王明明为我们提供了在中国画传承与发展方面十分有益的思路与样本。

    王明明“现象”是当代文化视野中的一道别样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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